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并已将它作为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已往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解决发展中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必由之路。20多年的实践证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所带来的危害甚大，给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带来了可怕的损失。

    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三个主要内容，政治和文化发展与人有关，经济发展与物有关。人与物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在过去的25年内，不少人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忽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以至于一些地方出现了物质增长、政治和道德倒退的局面。这种以经济发展替代政治发展的做法，是极其庸俗的历史发展观，我国的理论界必须齐心协力纠正不科学的伪发展观。

    一、新的政治发展观的内容及社会影响

    在任何时期政治文明都应当高于经济文明。人类社会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从政治方面讲，要制定一套衡量政治文明的发展指数，通过这套指数测量政府和社会的政治发展进步尺度，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遏制官员和权力部门的寻租和腐败。在社会方面，还要制定一套测量民主程度的指数，以观察我国政府的民主化程度。总起来看，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测量指数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政府的工作效率指数，政府是否能紧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是否能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给予社会正确的指导，是否能担负起维护社会治安、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新的发展观还将影响到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和范围。既要控制超越边界的市场经济，又要限制自身的权力，以防滥用。政府是否能掌握和使用好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每一项开支都要发挥它的作用。政府的行政成本是高还是低？是否给国民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这都是未来衡量中国政府绩效的具体指数。

    2.政府的民主化指数、社会信息透明度指数以及人民的言论自由度指数。政府官员是否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些官员是否获得民众的拥护？社会舆论有多大的批评空间？社会民众有多少监督手段和多大的公共监督权力？

    3.政府的腐败指数。新的发展观要将政府的廉洁程度和腐败程度用各项指数进行统计，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指数很高，但官员腐败指数也很高，同样不能说明这个地区是个好地区。

    4.司法的公正指数和公民权利保障指数。新的发展观重在以人为本，从人民的满意程度和欢乐程度来衡量社会发展。因此，司法公正与否以及司法成本有多高将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指标。

    5.人权指数、居民满意指数和舆论监督指数，这也是未来政府的衡量指标。公民权利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障？这应该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指数。

    从政府方面看，新的发展观将赋予各级政府全新的任务，不仅要看当地的经济产出，更要看好当地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治安、生活环境，要每年通过测算来看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的指数，用国内发展指数[MDP]的指标来衡量本地区的综合发展。

    另外还有一些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指标，它们包括：①缩小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提高对基本服务的享有权。②通过支持社区的发展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③加速向低碳社会的转变。④为保护农用土地制定长期的战略。⑤重新评价政府政策信号对个人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⑥鼓励并保持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环境的消费行为。

    最后，要衡量的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社会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一定的物质基础会更有利于推进精神文明。而较高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会更有利于经济快速和良性发展。

    二、GDP指标存在的问题

    GDP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程度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不相同的。当人均GDP处在500美元以下的时候，贫困状态的人只有一个需求，那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和穿暖衣服。至于说空气、清洁水、绿化环境等完全顾不上。这种贫困人口的生存目标只有一个：追求物质产品。但当物质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丰富程度以后，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后，其它方面的需求开始出现。这就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的时候，人民群众生活追求和社会追求发生的转变。如果说以前的中国是因为穷怕了，才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再也不能无视GDP带来的社会弊病了。总起来看，GDP指标有这样几个问题：

    1.GDP不衡量公平，在忽视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里，财富收入不可能不拉开极大的贫富差距，这就导致社会的发展极不均衡。GDP衡量不出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程度。改革20多年里，我国的城乡差距继续在扩大，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世界的警戒线标准。从GDP的数字中根本反映不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不出所谓富裕人口的生活质量。

    2.GDP与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不相联系，衡量不出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不相等的，GDP衡量不出人的文化素质、教育素质和道德素质，GDP不统计教育产出，GDP也不包括人才价值和人力资源的价值。一个GDP高的社会并不等于这个社会精神文明也高。这些年里我国只注重发展经济，忽视人的道德品质，结果是社会风气败坏，商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整个社会深受损害。

    3.GDP增长是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破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凡是那些GDP增长快的地区，往往都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资源消耗严重的地区，但是，GDP反映不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从GDP角度看，经济是增长了，可从资源和环境角度看，自然禀赋受到了损失。有时经济的增长抵扣不了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这种GDP的增长完全是破坏性的。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打造的GDP最终影响的是这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4.GDP衡量不出人们的幸福程度。有的社会看来物质丰富了，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情并不好，对于这种社会问题GDP无能为力。在涉及环境和社会福利时，经济增长不等于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我们的环境。

    5.GDP完全衡量不出司法的公正水平，而司法是否公正恰恰对企业间的纠纷和消费者与企业间的纠纷产生影响。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服务，经济发展的质量就成问题。

    6.GDP更衡量不出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和贪污腐败程度。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尽管经济在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却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导致一些国家下决心放弃一心追逐增长的做法，并且重新定义“繁荣”和“进步”。甚至连位于喜马拉雅山一角的小国不丹也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试图以“国民幸福总值”来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因此，用GDP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状况是非常不科学甚至是十分愚昧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就曾发出过警告：“GDP对我们工厂的正常运转和街道的安全不起作用，它不包括诗歌的优美、婚姻的美满、公开辩论的智能或公务员的公正性。GDP既衡量不出我们的才智，也衡量不出我们的勇气；既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同情，也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奉献。总之，它衡量的恰恰是生命真正价值以外的一切东西。”

    三、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标准：MDP（国内发展指数）

    由于GDP存在着这幺多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衡量社会进步的发展标准，这就是MDP，即国内发展指数，它是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的缩写。这种新的综合衡量尺度将环境和社会代价计入经济增长，从而可以全面地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具体来讲，MDP是处理如何衡量我们改善生活品质的进展问题的方法之一。一般来说，处理这样的问题有三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英国政府曾确定了147个不同的指数，从中筛选了15个“主要指数”，以代表其四项战略目标的不同方面。第二种方法是衡量主观幸福的不同方面，例如生活满意度或快乐感。这是评估社会发展的某些侧面的一个有用而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反映国家任一时刻的“心理状态”。扩大对主观幸福的衡量范围，即包含不同的心理目标，例如生活满足或个人发展，更广泛的社会或环境因素，对未来的希望大小。第三种方法是建立“调整过的”经济指数。MDP就属这类方法。调整过的经济指数改编像GDP或消费者支出这样的常规经济指数，使其包括通常不在会计框架之内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及利益，从而提供一个单一的成绩指标。过去20年间，西方国家的研究人员为建立这类指数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包括经济福利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以及“重新定义进步”，建立真正的进步指数（GPI）。

    MDP与GDP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MDP中：1.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保护性开支）已经扣除。2.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已经考虑在内。3.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了一系列经济调整。4.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已经考虑在内，反映了增加一英镑收入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5.家庭劳动的价值已经包括在内。总起来看，MDP提供了从一系列不相干的指标中无法得到的深入认识。MDP的确反映了旨在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谨慎使用的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对在很长时期内国内持续发展方面的进步作出系统的评估。

    用MDP的指标去衡量英国社会，在过去的50年里，英国的GDP一路攀升，而MDP增幅不大。这种差异在过去30年里尤其明显：GDP增长80%，而MDP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度下降，现在尚未恢复到1976年顶点时的水平。在过去50年里，尽管空气和水的质量有所改善，对环境付出的代价却上升300%。社会代价在同一时期上升600%，犯罪的代价增长12倍，家庭破裂的代价增长3倍。迄今为止，工党政府未能控制收入的不平等。过去50年里，收入差距增长6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生活满意数据一直没有上升。

    四、新发展观对企业将带来什幺影响

    从企业角度说，鉴于未来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隐性代价对长期的经济稳定构成了持续的威胁，我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尾追世界潮流进入一个“循环经济”时代。循环经济的核心是使资源得到持续地有效利用，根据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进行合理的经济活动。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我国企业可能面临这样一些挑战：

    1.美国式的为最高管理层牟利的现代企业制度将受到质疑和谴责，企业将更多地为员工和社会利益做考虑，而不是一味地为资本牟利。目前，我国有些企业千方百计地克扣职工工资，降低职工安全保障和福利待遇，加班加点，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带上了很强的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特点。

    2.根据物质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和幸福度增长这一原理，企业将更多地以人为本，考虑社会责任和为社会带来的幸福和快乐程度。如果企业很赚钱，但消费者满意指数很低，这种状况就需要纠正。企业要制定消费者满意指数。

    3.由于要把消耗的环境代价和生态代价加入企业成本进行统计，由于企业要对环境付出代价，一些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的生产将被禁止。

    4.企业生产将更多地追求技术进步，摆脱粗放式的生产方式，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实现循环性生产，获得经济效益。

    五、传统发展观的危害

    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GDP至上，导致20多年里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环境危机和发展危机已经实实在在地威胁到我国的持续发展。目前，我国70%的江河污染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大到300多万平方公里，部分矿产资源面临枯竭，然而在目前这种发展方式下，能源需求却在高速增长。2003年我国的煤炭生产和消费达到了17亿吨左右，钢铁消费达到了2.6亿吨，水泥消费达到8亿多吨，石油消费达到2.5亿吨。这几项消费分别占世界总消费的30%、35%、55%和8%。目前，我国除了在石油消费和电力消费方面仅次于美国之外，其它很多产品的消费量都已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我国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却与需求拉开了巨大的缺口，以石油为例，我国今后石油生产每年最多维持在1.5亿吨左右，而未来的需求却是3亿吨到4亿吨。钢铁的生产大体也是这幺一个状况。

    然而，从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上看，我国每单位能源消费所产生的GDP却只有发达国家的1/1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水平来使用我国每年消耗的能源，所产生的GDP能超过我们现在的至少八九倍或十几倍。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最近呼吁说，浙江省再也不能用38%的投资支撑14%的经济增长了。2003年，浙江省以22%的电力增长、38%的投资增长换来了14%的GDP增长，是投进去了4900亿元，产出了9200亿元。

    高能耗带来的只能是高污染和高环境破坏。目前我国的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生态环境质量都在下降，GDP增加了，但给社会带来的除了物质产品之外，还有生存环境方面的苦恼。象位于山西省西北角的河曲县，由于大量的炼铁、炼焦和煤炭生产，黑烟日夜笼罩在天空之上，十几万居民生活在黑色的粉尘之中，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这实质上是拿国民的健康换来的GDP。

    北京今年春天遭遇到历史上最低的枯水位，密云水库的库容量已降到7亿立方米，官厅水库的水早已不能用了。所以，北京市的水价一涨再涨，现在已涨到每立方米6元钱。这仅仅是北京缺水的开始，下一步在顺义建起汽车工业基地等几个大工业项目后，北京将更加面临着水短缺的威胁。在华北这样一个缺水的地区，是否有必要上马这个耗水多的大工业项目？舆论有很多质疑，但北京市宁肯从丹江口千里迢迢花费几千亿元调水，也不减少所上马的工业项目。如果扣除调水工程的费用，北京市的工业产品成本有多高，人们计算过吗？

    总之，新的发展观是对效率与公正这架天平进行的新的平衡。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目前，一场大的社会矫正正在拉开序幕。我们的社会要开展一些思想讨论，譬如，如何追求国民福利？什幺是科学的社会进步标志？没有思想上清醒的认识，行动上的自觉是不可能的。

    （注：文中一些数字引自新华社翻译的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发布的关于创设MDP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