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各领域的科学发展观及量化指标_科学发展观

[编者按：本文最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了“经济领域科学发展的关键指标是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我国的状况是，政府仍然是这一时期社会资源最大的配置者和消费者！这种发展观最终发展的还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官员。最近焦点访谈节目报道的广东化州教育局挪用集资款建造豪华办公楼以及云南一些地方政府动用上亿资金购买高级轿车事件，都说明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问题。]

我国社会各领域的科学发展观及量化指标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2004年6月19日

一、传统发展观的种种问题，

新一届政府之所以自2004年之后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思想，主要是因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正在遭到现实的严峻挑战。20多年的实践证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所带来的危害甚大，给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带来了可怕的损失。中国今后需要下大力气清理这种错误发展观带来的危害。

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三个主要内容，政治和文化发展与人有关，经济发展有物有关，人与物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但在过去的25年内，我国的发展走入一条歧途，那就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忽视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以物的发展替代人的发展，以至于我国社会今天出现了物质增加、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道德却倒退的局面。这不能说不是庸俗发展观导致的结果。

河南一个青年杀了70多人后才被破案，在这样一个物质如此发达的社会竟然出现杀人如麻的现象，这到底是社会进步还是社会倒退？黄赌毒在中国泛滥蔓延，爱滋病在中国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目前和未来所花费的经济代价估计要八九千亿元之巨，其代价正在日益吞噬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至于说愈演愈烈的官场商界贪污腐败和社会良心麻木，已经导致人们信心丧失。我国这是在搞什么样的发展？仅有GDP的增长，社会就会自然变得文明健康起来吗？目前的中国，卖淫嫖娼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谈政治，街头小报上垃圾信息充斥，就是没有一点政治文明。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文明的大国落到今天这一地步，不能说不是畸形发展观导致的悲剧。

20多年来，我国政府将政治文明和政治改革放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位，将政治改革视为禁区，很少研究政治科学和政治文明，以高压维护稳定，结果是使我国社会潜在着极大的政治危机。这种以经济发展替代政治发展的做法，是极其庸俗的历史发展观，我国的理论界必须行动起来，齐心协力纠正不科学的发展观。

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GDP至上，导致20多年里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致命的破坏，环境危机和发展危机已经实实在在地威胁到我国的持续发展。目前，我国70%的江河污染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大到300多万平方公里，部分矿产资源面临枯竭，然而在目前这种发展方式下，能源需求却在高速增长。2003年我国的煤炭生产和消费达到了17亿吨左右，钢铁消费达到了2.6亿吨，水泥消费达到8亿多吨，石油消费达到2.5亿吨。这几项消费分别占世界总消费的30%、35%、55%和8%。目前，我国除了在石油消费和电力消费方面仅次与美国之外，其他很多产品的消费量都已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我国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却与需求拉开了巨大的缺口，以石油为例，我国今后石油生产每年最多维持在1.5亿吨左右，而未来的需求却是3亿吨到4亿吨。钢铁的生产大体也是这么一幅状况。

2003年，浙江省用38%的投资支撑了14%的经济增长，以22%的电力增长、38%的投资增长换来了14%的GDP增长，基本上是投进去了4900亿元，产出了9200亿元。

高能耗带来的只能是高污染和高环境破坏。目前我国的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生态环境质量都在下降，GDP看来增加了，但给社会带来的除了物质产品之外，还有生存环境方面的苦恼。象位与山西省西北角的河曲县，由于大量的炼铁、炼焦和煤炭生产，黑烟日夜笼罩在天空之上，十几万居民生活在黑色的粉尘只中，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这实质上是拿国民的健康换来的GDP。

面对周围居民所遭受的危害，这些污染企业却不管不问，只顾赚钱，当地政府也不管不问。因为官员们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追求GDP，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一切都为经济增长开路。

北京今年春天遭遇到历史上最低的枯水位，密云水库的库容量已降到7亿立方米，官厅水库的水早已不能用了。所以，北京市的水价一涨再涨，现在已涨到每立方米6元钱，据说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实行。这仅仅是北京缺水的开始，下一步在顺义建起汽车工业基地等几个大工业项目后，北京更将面临着水短缺的威胁。

北京的汽车项目遭到舆论很多质疑，在华北这样一个缺水的地区，是否有必要上马这个耗水多的大工业项目？但北京市一意孤行，为了GDP，根本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宁肯从丹江口千里迢迢花费几千亿元调水，也不减少所上马的工业项目。如果扣除调水工程的费用，北京市的工业产品成本有多高，人们计算过吗？目光一味盯着GDP，导致全国各地干了多少不符合环境和条件的傻事？中国今后如何在环境资源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合理的发展？

总之，新的发展观是对效率与公正这架天平进行的新的平衡。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与经济发展。从今天开始，一场大的社会矫正正在拉开序幕。我们的社会要开展一些思想讨论，譬如，如何追求国民福利？什么是科学的社会进步标志？没有思想上清醒的认识，行动上的自觉是不可能的。以下是一些极其粗线条的思路。抛砖引玉，供社会参考。

二、GDP指标所存在的盲区

要追求新的均衡发展目标，就必须进一步肃清GDP至上的危害。总起来看，GDP指标有这样几个问题：

GDP不衡量公平，在忽视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里，财富收入不可能不拉开极大的贫富差距，这就导致社会的发展极不均衡。GDP衡量不出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程度。改革20多年里，我国的城乡差距继续在扩大，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世界的警戒线标准。从GDP的数字中根本反映不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不出所谓富裕人口的生活质量。

GDP与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不相联系，衡量不出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不相等的，GDP衡量不出人的文化素质、教育素质和道德素质，GDP不统计教育产出，GDP也不包括人才价值和人力资源的价值。一个GDP高的社会并不等于这个社会精神文明也高。这些年里我国只注重发展经济，忽视人的道德品质，结果是社会风气败坏，商业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整个社会深受损害。

GDP增长是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破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凡是那些GDP增长快的地区，往往都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资源消耗严重的地区，因此，GDP反映不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从GDP角度看，经济是增长了，可从资源和环境角度看，自然禀赋受到了损失。有时经济的增长抵扣不了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这种GDP的增长完全是破坏性的。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打造的GDP最终影响的是这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GDP衡量不出人们的幸福程度。有的社会看来物质丰富了，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心情并不好，这种社会的问题GDP无能为力。在涉及环境和社会福利时，经济增长不等于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我们的环境健康。

GDP完全衡量不出司法的公平水平，而司法公正恰恰影响到企业间的纠纷和消费者与企业间的纠纷。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服务，经济发展的质量就成问题。 GDP更衡量不出政府的民主化程度和贪污腐败程度。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尽管经济在持续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却保持不变。这种情况导致一些国家下决心放弃一心追逐增长的做法，并且重新定义“繁荣”和“进步”。甚至连位与喜马拉雅山一角的小国不丹也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试图以“国民幸福总值”来代替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因此，GDP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甚至现在看来十分愚昧的指标，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状况的最好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就曾发出过警告：“GDP对我们工厂的正常运转和街道的安全不起作用，它不包括诗歌的优美、婚姻的美满、公开辩论的智慧或公务员的公正性。GDP既衡量不出我们的才智，也衡量不出我们的勇气；既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同情，也不能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奉献。总之，它衡量的恰恰是生命真正价值以外的一切东西。”

当然，前些年里，我国如此狂热地追求GDP，也是有原因的。一是矫正文革时期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二是尽快改变我国物质匮乏的状态。GDP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程度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不相同的。当人均GDP处在100美元以下的时候，贫困状态的人只有一个需求，那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和穿暖衣服。至于说空气、清洁水、绿化环境等完全顾不上。这种贫困人口的生存目标只有一个：追求物质产品。但当物质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丰富程度以后，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后，其他方面的需求开始出现。这就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的时候，人民群众生活追求和社会追求发生的转变。如果说以前的中国是因为穷怕了，才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再也不无视GDP带来的社会弊病了。

三、政治领域的科学发展观及政府行为指标

在任何时期政治文明都应当高于经济文明。人类社会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从政治方面讲，要制定一套衡量政治文明的发展指数，通过这套指数测量政府和社会的政治发展进步尺度，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遏制官员和权力部门的寻租和腐败。在社会方面，还要制定一套测量民主程度的指数，以观察我国政府的民主化程度。总起来看，政府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测量指数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政治制度的科学指数，这一指数测量政府权力受到制约的程度，权力的设计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
政府的工作效率指数，政府是否能紧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政府的办事效率是快还是慢？是否能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给予社会正确的指导，
社会安全指数，政府是否能担负起维护社会治安、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这一指数可以通过社会犯罪率、破案率和破案时效来衡量。另外，增强国防的力量，有效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行为。
司法的公正指数和公民权力保障指数。新的发展观重在以人为本，从人民的满意程度和欢乐程度来衡量社会发展，重在消除社会上存在的冤假错案和执法不公。因此，司法效率、司法公正程度以及司法成本，将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指标。
人权指数，这影响着居民的满意程度。公民权利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障？社会中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是否平等？社会间是否存在着歧视和不平等？这应该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指数。
政府的民主化指数、社会信息透明度指数、舆论监督指数以及人民的言论自由度指数。政府官员是否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些官员是否获得民众的拥护？社会舆论有多大的批评空间？社会民众有多少监督手段和多大的公共监督权利？
公共资源配置能力指数，新的发展观还将影响到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和范围。既要控制超越边界的市场经济，又要限制自身的权力，以防滥用。政府是否能掌握和使用好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每一项开支都要发挥它的作用。政府的行政成本是高还是低？是否给国民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这都是未来衡量中国政府绩效的具体指数。
政府的腐败指数，新的发展观要将政府的廉洁程度和腐败程度用各项指数进行统计，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指数很高，但官员腐败指数也很高，同样不能说明这个地区是个好地区。
新的经济政绩指数，从政府方面看，新的发展观将赋予各级政府全新的任务，不仅要看当地的经济产出，更要看好当地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治安、生活环境，要每年通过测算来看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的指数，用国内发展指数[MDP]的指标来衡量本地区的综合发展。
社会均衡发展指数。这些方面包括：缩小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提高对基本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享有权，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别，缩小贫富差别，实现均衡发展。
社会团体发展指数，主要是衡量非政府部门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何通过加强非政府组织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例如NGO组织的数量和社会作用。
社会保障指数。公共福利的社会分配程度，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如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普及程度和覆盖面，失业保险金和贫困救济金的发放情况，各种贫困救济院的设施。
文化教育指数。例如，政府对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向的引导对社会行为的作用，政府舆论对不良道德行为的约束和影响，政府政策信号对个人和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为保护农用土地制定长期的战略，加速向低碳社会的转变，
精神文明指数。最后要衡量的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社会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一定的物质基础会更有利于推进精神文明，而较高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会更有利于经济快速和良性发展。如社会间人们的互助程度，礼貌程度，友善程度，信任程度，以及行为举止、打架斗殴的表现。
政府的服务质量指数。各个政府服务部门不管是对私人服务还是对企业公司服务，都可以指数化，例如处境服务办理证件的时效，对企业注册登记管理的效率，这些公共服务的质量是不是令人满意的。

以上这些方面都可以找出一些标准，然后将其指标化。我国今后最大的任务是在政府质量和效率标准化方面下功夫。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绩效指标化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政绩观。这些指标的最终目的，是看政府的行为是否使人民群众获得幸福。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一个多么有利的环境，资本主义商业牟利大潮席卷着整个世界，中国在这种外部气氛影响下，很难摆脱极端的物质主义商业精神。特别是一味追求GDP财富，更容易使社会沦入庸俗的物质追求中去，从而忽视精神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发展。

四、经济领域科学发展的关键指标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中国政府仍然是这一时期社会资源最大的消费者！

经济领域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体现以人为本？最好的方法是以资源的投向为分析的依据。

纵观历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资源的主要投向是帝王大臣们的红白喜事，是当时社会的宗教建筑和信仰活动。一座帝王陵寝往往需要耗费几十的时间和财政经费。一座教堂的修建往往也要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以帝王为中心的社会里，一切经济资源都围绕帝王和王公大臣们的活动服务，因此，统治者是社会财富最大的拥有者和消费者。看看埃及的法老金字塔，北京的十三陵，颐和园，圆明园，这些煌煌建筑无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到了以平民为中心的民主社会，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这种社会的主要标志是社会资源从早年的统治阶级手中流入人民大众之手，社会财富主要是为平民百姓服务，人民大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然而在我们国家，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上仍然走了一条弯路，当然这也与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关系。建国之初，我们就不得不拿出一半的财政经费用来打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的经济资源又在很大程度上配置在与西方国家的冷战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消耗了本应用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的物质财富。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冷战和阶级斗争为中心，人民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工作进入以国家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冷战的消失，使当年用在军备方面的物质资源转入民用领域，因此，人民群众开始掌握物质资源。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引入，经济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向平民百姓分流。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的建设目标和政府部门开支仍然是我国经济资源配置的重点。除了一些国家上马的国债工程，一些不切实际的长官政绩工程仍然浪费和消耗着宝贵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奢侈腐败，更是消耗了大量的国民财富。最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6月23日晚]播放了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挪用乡村学校集资款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报道，那简陋破败的农村小学校舍与漂亮奢华的市教育局十几层大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一件事上可以反映出：当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每一项奢侈开支，无不建立在搜刮人民群众的民脂民膏上。与此同时，媒体最近还暴光了云南省一地区政府动用1 .2亿元资金购买豪华轿车一事，一个穷困县，政府不惜动用巨资购买高档轿车和越野吉普车。

在全国一些基层地区走走，可以看见凡是建得最豪华的房子往往都是政府的办公大楼。许多长官屁股底下坐的是一座山[高级轿车]。因此，我国的经济资源目前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被一个庞大的政府消耗着，我国政府机构的庞大与臃肿以及贪污腐败，无不增加了政府成本的压力。国民财富最终流入普通百姓手中仍然是一小部分。小政府，大社会，仍然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特别是经济资源开始在社会间发生不均衡的分化，少数人攫取过多的财产，大多数人甚至遭到了剥夺。这种不平等、不公平的发展，使我国的资源配置仍然出现了诸多问题。贫富分化严重，一少部分人挥金如土，今夏北京国际汽车展上，要价高达998万元一部的宾利轿车以及另外一些天价外国高级轿车，竟然全被买下。这种奢侈消费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一方面是无数贫困人口缺房少住，一方面是超级豪宅、宝马香车竞相奢华。我国的经济资源配置仍然处在畸形的状态中。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GDP狂热追逐下诞生的。因此，GDP的高增长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是在良性发展着。因此，我国在经济领域这提出新的发展指标，那就是均衡发展的指标。这些指标落实到具体数字上，那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劳动与资本收入的比例，公共财政的投向，财政收入占GDP规模的大小，以及城乡发展水平差距等。在这些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

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观：MDP [国内发展指数]

由于GDP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设计出了一种新的衡量社会进步的发展标准，这就是MDP，即国内发展指数，它是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 的缩写。这种新的综合衡量尺度将环境和社会代价计入经济增长，从而可以全面地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具体来讲，什么是MDP？MDP是处理如何衡量我们改善生活品质的进展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法之一。一般来说，处理这样的问题有三种主要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英国政府曾确定了147个不同的指数，从中筛选了15个“主要指数”，以代表其四项战略目标的不同方面。

第二种方法是衡量主观幸福的不同方面，例如生活满意度或快乐感。这是评估社会发展的某些侧面的一个有用而有效的方法，它可以反映国家任一时刻的“心理状态”。扩大对主观幸福的衡量范围，即包含不同的心理目标，例如生活满足或个人发展，更广泛的社会或环境因素，对未来的希望大小。

第三种方法是建立“调整过的”经济指数。MDP就属这类方法。调整过的经济指数改编像GDP或消费者支出这样的常规经济指数，使其包括通常不在会计框架之内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及利益，从而提供一个单一的成绩指标。过去20年间，西方国家的研究人员为建立这类指数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包括经济福利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以及“重新定义进步” 建立真正的进步指数（GPI）。

MDP与GDP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在MDP中：1，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保护性开支）已经扣除。2，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已经考虑在内。3，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行了一系列经济调整。4，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已经考虑在内，反映了收入增加一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5，家庭劳动的价值已经包括在内。

MDP与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MDP中包括了犯罪和家庭破裂造成的损失，以及针对早些时候的工作受到的批评而对用来衡量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所采用的方法进行的一些调整。总起来看，MDP提供了从一系列不相干的指标中无法得到的深入认识。MDP的确反映了旨在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谨慎使用的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对在很长时期内国内持续发展方面的进步作出系统的评估。

用MDP的指标去衡量英国社会，在过去的50年里，英国的GDP一路攀升，而MDP增幅不大。这种差异在过去30年里尤其明显：GDP增长80%，而MDP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度下降，现在尚未恢复到1976年的顶点。在过去50年里，尽管空气和水的质量有所改善，对环境付出的代价却上升300%。社会代价在同一时期上升600%，犯罪的代价增长12倍，家庭破裂的代价增长3倍。迄今为止，工党政府未能控制收入的不平等。过去50年里，收入差距增长6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生活满意数据一直没有上升。

六、新发展观将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从企业角度说，鉴于未来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隐性代价对长期的经济稳定构成了持续的威胁，我国的发展模式正在尾追世界潮流进入一个“循环经济”时代。循环经济的核心是使资源得到持续地有效利用，根据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进行合理的经济活动。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我国企业可能面临这样一些挑战：

美国式的为最高管理层牟利的现代企业制度将受到质疑和谴责和，企业将更多地为员工和社会利益做考虑，而不是一味地为资本牟利。目前，我国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矛盾突出，有些企业千方百计地克扣职工工资，降低职工安全保障和福利待遇，加班加点，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带上了很强的以牺牲劳动为代价的特点。

根据物质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和幸福度增长这一原理，企业将更多地以人为本，考虑社会责任，为社会带来的幸福和快乐程度。如果企业很赚钱，但消费者满意指数很低，这种企业发展也是需要纠正的。企业要制定消费者满意指数。

由于要把消耗的环境代价和生态代价加入企业成本进行统计，由于企业要对环境付出代价，一些对生态环境破坏性的生产将停止和被禁止。

企业生产将更多地追求技术进步，摆脱粗放式的生产方法，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实现循环性生产，获得经济效益。

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正在进行标准化设计，国际标准化组织已经在讨论如何将企业的人文责任标准化。譬如劳工标准，不准使用童工，不准歧视，不准加班加点，特别是要保障劳工的谈判权利，确保劳工的结社权利，落实由政府、工会和雇主组成的三方谈判机制。

总之，在企业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在逐渐形成，不顾工人死活、只顾赚钱的时代正在过去。然而，在这一领域里，标准化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大量探索性的工作还等待着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新发展观的落实刚刚迈开第一步，具体如何落实到行动中去，还需要社会各界大力摸索和探索。

[注：文中一些数字引自新华社翻译的英国新经济学基金会发布的关于创设MDP的报告。]